基于此，有关严打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发布，[58]直接将司法裁判的重心转移至维护社会治安以及经济秩序上来。
例如，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先经历一个自由放任的阶段，然后再开始国家干预的阶段，而必须把这两个阶段浓缩在一起，发挥市场自由竞争的优势，同时力求避免市场的负面效应。最后，在现代社会，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无法彻底消解，因为法律合法性外在的、客观的或终极的基础、根基或标准已不复存在， 故而只能退求其次，即通过立法过程的合理性和法律得以成立的理由的可接受性来确保法律的合法性。
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法律在失去了神灵或世俗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基础之后，如何能够获得新的合法性，变得值得公民遵守，而不是仅仅依靠政治权力的强制。因此，中国的法治模式应同时兼顾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或者以形式法治为主，辅之以实质法治，如在保护财产权的同时，对于它予以限制。三是在签署和批准国际人权公约时允许各国对某些条款做出保留。与此相应，先前的社会权力变成了与国家权力密切相连的政治权力，而氏族时期的神灵之法也大都被纳入了国家的掌控之中。但是，这种进路只是获得了暂时的成功，而无法获得持续的和普遍的有效性。
哈贝马斯从商谈论视域对于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关系的重构，主要解决的问题是，现代法律由于无法找到有效性的超验或终极基础，法律实证主义干脆取消了法律的这个向度，放任事实性的法律，而放弃了法律的有效性向度。他认为，道德规范涉及的是适用于人际之间可普遍化的规则，属于"正义"问题，道德规范具有义务论性质，即人们所以遵守道德不仅仅是因为它对个人或集体有益，而是因为它"正确"，具有"应当"如此的绝对效力，例如人们相互尊重人格的规则就具有义务论的性质。" 当然，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试图彻底消除等级制的权力关系，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实质法治的出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形式法治所造成的价值冲突，但这却带来了新的问题，如它在追求实质公平的同时却影响了效率。在市民社会层面，自愿共同体的法律能够真正成为特定人群自己的法律。管理者通过选举产生，有一定的任期限制。一种秩序长期无效率，便会丧失存续的正当性。
综上所述，自愿共同体的法治是一种正当性更为充足的秩序，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消解现代法治中封闭与开放、内信与外迫、确定与无常、普适与特惠以及规则与事实之间的内在冲突。当然，效率是人类的基本价值之一，追求效率体现了人类维持与改进生活条件的需要与愿望。
这些共同体的成员如果能把非功利性追求与谋生相结合（如文体爱好者从事有报酬的表演等），无疑更好。基督教教会 和伊斯兰教产生初期所建立的称作"乌玛"的伊斯兰公社， 最初都是以信仰为基础的自愿共同体，形成了自己的法律，并确立了裁决纠纷的机制。这种刻意追求利益的效率观，不仅与公平价值关系紧张，而且排斥了赋予生命以内在意义的信仰与道德，将现实世界打造成冷酷的形式理性的"铁笼"：逐利代替了修德，平庸消解了深刻，外求驱逐了内信，感官刺激埋葬了心灵体验。最初，目的合理性的效率观在天主教价值观向"新教伦理"的转变中得到了典型体现：从向往禁欲主义的天国的转向世追求俗功利的现世生活。
在家庭中，尽管家长通常享有较高权威，但成员之间的地位基本是平等的。那么，社会关系重整主要意指通过社会关系的多元化，摆脱金钱关系对社会关系的统治，使得基于信仰、情趣、爱好等非功利性社会关系得到发展，从而使金钱关系不再成为社会关系的核心。这种权利在自然法学派那里被"自然权利"，在资本主义初期的私法中被奉为神圣的"天赋人权"加以精心呵护。反之，等级越低，义务越多，社会底层几无权利可言，只有无穷无尽的义务。
社会共同体作为一种个人自由与群合的统一体，既不同于散在的个人集合，也不同于松散联系的临时性人群聚合，它是具有内聚力的一种较为持久的社会组合。为了摆脱上述困境，封闭的法律不得不重新开放。
这导致了所谓"私法的公法化"。这在行政、司法与私人企业组织中的权力体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三） 现代法治对现代社会的回应 现代法治主要表现为民主型法治。在国家产生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保存着这种血缘身份制的排外遗迹。通过制度化和相应意识形态的驯化，等级制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得到了充分强化。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老子》中"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言，遂吟以下短句作为结尾： 绿茵泛幽谷， 牧笛飘古谣： 风止尘不乱， 水流瓢自漂。同时，这种占有性的个人权利观与个人自由和个人财产权密切关联。这种共同体通常有规章和制度，而这种规章制度就是共同体的法律。
至于企业中普通工人、雇员的地位和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基本价值天平严重失衡致使秩序的正当性严重缺失。
在对变化的情势做出法律回应时，这种回应一定包涵相关人们的特定经验，而这种经验本身又是传统的组成部分。本文拟用"确定"与"无常"来表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含义。
其他社会性动物（如蜜蜂、蚂蚁等）的"社会组织结构"基本是其遗传本能的产物，如果说结构上有某种变化，其变化也极为缓慢。无论是神权国家奉行的神治，还是"道德王国"奉行的德治。
在企业"王国"中，经理实际上是"无冕之王"，所有管理人员都要绝对服从他（她）的权威，处在各科层的其他管理人员也根据其等级身份指挥下级，服从上级，毫无民主可言。确认合理的外在功利，同时也重视内在生命意义的追求。就连素以精确著称并被奉为"科学皇后"的数学，一些晚近研究成果也宣告了其"确定性的丧失"："显然，普遍接受的概念、正确无误的推理体系--1800年时的尊贵数学和那时人的自豪--现在都成了痴心妄想。他认为，现代西方法治的冲突主要是源于现代法的内在冲突，这些冲突表现为秩序与正义之间的冲突，意志与理性之间的冲突，以及主权国家强加的等级结构的统治权与成员以协议和以价值共识为基础的合作性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冲突。
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尽管各国情况不同，但大体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一是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自由竞争阶段，二是19世纪后期以来的政府干预阶段。2.道并行不悖：社会多元 人们不禁要问，这种自愿共同体之间是否会存有冲突，倘若回答是肯定的，如何解决共同体之间的冲突？首先，共同体就本身事务享有高度的自主与自治权，但要服从一个限制，即不得妨害、侵犯其他自愿共同体、个人或组织的权益。
二、现代法治的内在冲突 现代法治在一定程度缓解了秩序正当性的压力。20世纪以来，伴随着政府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以科层制为特征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正基于此，笔者才把现代社会称作契约身份制社会。在氏族或部落中，尽管氏族或部落首领可能基于德行、经验或战功而享有某些特权，但氏族或部落成员的地位基本也是平等的。
这种"通行证"和"证书"的持有者，可借助自由的市场和自由的契约，使他人"自愿"地服从于自己的支配甚至就范于自己的变相奴役。然后，根据分权原则，通过行政机构的忠实执法与专门司法机构的严格司法，就能够确保依据正当的法律治理社会、管理国家。在第一个阶段，其价值主要偏重效率和自由，与之相关联的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依循规则的科层制管理体制、形式合理性的价值取向以及"小政府、大社会"定位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这类整合或调和确实收到了某种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秩序中内信与外迫之间的紧张关系。
韦伯认为，这种科层制权力体制的理性化程度高于传统合法性权威的家长制或"克里斯玛"(charisma)的个人权威。这种契约身份制的权力关系渗透到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一切领域，支配着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
剔除政治与道德 的影响。从简单的消融于社会之中的权力结构，转为复杂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等级制权力结构。
因此，无论对氏族社会做何种描述，都难以令人信服地重现其原貌。（二） 内信与外迫 从理想的角度讲，一种正当的秩序应基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自主形成和自愿认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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